流行音乐里的回看率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振聋发聩,既抓住了文艺创作的宗旨和使命,也为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指明了目标和方向。“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虽然文艺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五花八门、各有所长,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要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从时代和生活中去汲取源头活水,这是最根本、最关键、最长远的创作之法。因此,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应当用心写作,将心交给读者,“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以高尚的道德情怀、崇高的精神境界,满怀敬畏、辛勤忘我地创作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文艺精品乃至传世经典。

最近几次,在不同场合与人对谈或笔谈,都不知不觉在围绕文艺作品的回看率这个圆点。

“用心”书写是关键

比方我建议喜欢听民谣和摇滚乐的年轻朋友,尽量多去听听英语流行歌,体会一下其内在的流派、审美丰富性,以及精致词、曲。也正是这些,造就了许多被视为世界性经典的流行歌曲目。从甲壳虫乐队、地下丝绒乐队、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到齐柏林乐队、邦乔维乐队、U2乐队,再到山羊皮乐队、酷玩乐队、海鸥乐队一波又一波的年轻艺人,前仆后继,带来他们对美和生命的不同理解,带来他们对艺术的探索和历险,而摇滚乐乃至整个流行歌文化,就是这样在岁月和青春的叠加与努力下,壮大、丰满起来的。

尽管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探讨早已是老生常谈,但无论文明与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深入生活的概念有怎样不同的理解,扎根民众、贴近生活、拥抱时代这一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古今中外,无数的文艺经典都是深入生活的结晶。没有生活,就没有文艺;不用心创作,就难有上乘之作。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其作品的质量;他们深入生活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其作品的深度。如果他们一直沉迷在象牙塔里冥想虚构,即便是天才,其才华和智慧也难免会有枯涩干涸的一天,很难保持持久的文艺灵感和不竭的创作激情。因此,他们亟须融入波涛汹涌的社会生活之中去寻找创作的源泉。当代小说家柳青说过:“作家的倾向,是在生活中决定的,作家的风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在这方面,柳青也是一个杰出实践者和身体力行者,其事迹至今感人至深。曾经做过县委副书记的他辞去工作,全家搬迁到长安县皇甫村,完全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一住就是14年。他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和文学创作,并写出了巨著《创业史》《狠透铁》等力作。

当人们今天看到、听到晚年的鲍勃迪伦、麦卡特尼、尼尔扬、罗纳德科恩、艾伦帕克、查理兰保夫脸上沧桑的褶痕、唱片里日趋浑厚低沉的嗓音时,伴随而来的还有记忆和音频里,那些稚嫩、朝气且不乏挑衅、恶作剧的歌声。沉稳的老艺术家与冲劲十足的年轻艺人,这近乎于两极的特性,奇妙地通过同一个演唱者展现在眼前,不会令人厚此薄彼,只会让人感慨岁月对艺术的点拨,人生对艺人的打磨。

用心创作,是作家、艺术家能否创作出优秀文艺作品的关键。能否用心创作,取决于作家、艺术家是否真正拥有对文艺的虔诚敬畏和对人民的深厚热爱。没有对脚下的土地和笔下的人物深沉而热烈的赤子之爱,就不会有真正的文艺精品诞生。当代作家汪曾祺在回忆自己的恩师沈从文先生时曾说,有两句话对他影响最大、受益终身,那就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和“千万不要冷嘲”。“要贴到人物来写”的意思是,作家写作时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语语出自肺腑,不能脱离生活,不能没有真心,这样的作品是“流”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千万不要冷嘲”的意思是,作家要用一颗执着的心,即通过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用自己的作品给世界增加亮色与暖意,对所写的人和事从不刻薄嘲弄甚至玩世不恭,即使身处逆境,也永远葆有对生活的真诚和对创作的至诚。正因如此,他和沈从文等许多杰出的文学家一样,既拥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又怀着真挚的文学之心,写出了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并为后来者提供了表率和示范。事实证明,作家、艺术家只有把真心交给生活、托付时代、给予创作,才能有真正的优秀之作诞生。

除非基于特殊的技术方面的挑剔,几十年前的作品,依然能在今天唤醒听者的感受,且不会笑话自己年少轻狂,或口味粗糙。这大约是英语流行歌经典,和汉语本土流行歌的最大区别。最近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在宣传我国台湾的歌手胡德夫,说是另一位当代殿堂级歌手听完流泪了。我个人虽然对胡德夫的歌没太大共鸣,但在华语流行歌里,能被人视为艺术家,在多年以后还能撼动后辈同行的心弦,这样的歌者也算屈指可数了。尤其是在近三四十年,除了一个罗大佑,许多曾经的才子都自沉或被淹没进岁月的长河里了。即使可敬的、能在理念和技术上与时俱进、一直逆潮屹立的崔健,那些深深刻入听众记忆里的歌目,其水平的参差也会随时间而渐渐放大。

“用情”表达是灵魂

艺术标尺:常看常新

文艺创作既需要某种天分,也需要一定才华;既需要用心,也需要用情。这里的“情”,不仅是指情感,更指的是情怀。要想有大作品、大制作,只有才华和真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境界和情怀。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言:“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的确,手上有巧笔,才会有好文章;心中有大义,才会有大作品。文学境界与作家情怀的关系,有如硬币的一体两面,或曰“文如其人”。一般来说,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是分不开的。精神境界往往决定着艺术境界,作家的情怀和追求决定着文艺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史诗级作品需要书写汹涌澎湃、气象万千的社会大生活,大作家也通常有大境界、大气魄。有了大境界、大气魄,就不愁创作不出大作品。一位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往往要尽一切可能做到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思想、艺术和生活内涵,体现对生活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解析。而经典作品往往拥有直抵本质的哲学境界或超越世俗的诗意情怀,甚或“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珍贵特质。比如,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复活》、曹雪芹的《红楼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都堪称此类史诗级巨著。境界高远的作家、艺术家是犹如灯塔般的存在,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擦亮人们的心灵,也照亮了世间的道路,成就史诗般的大成之作。

回看性的要求对于当代文艺作品来说是最难的,有时会凸显出一个艺术家身上的自我矛盾。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有话好好说》重看没问题,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荆轲刺秦王》重看没问题,但他们后来的一系列作品就不好说了。贾樟柯的《小武》可以,《天注定》也能禁得起看第二遍,但从《站台》到《三峡好人》似乎就很难在回看度上进行测评。这些作品在反响上的起伏,肯定折射了创作者精神深处的某种起伏、转向。但为什么导演们必须在时代面前起伏、转向呢?这样的问题不止留给电影史研究者,也留给其他志在缔造伟大文艺作品的创作者。想一想那些离我们这个时代很近的伟大导演,他们即便在创作主题、作品属性方面产生转向,也并不影响作品的回看性,对比一下波兰斯基、肯洛奇、迈克雷或诺兰这些迥然不同的导演,他们的早期影片和巅峰期影片,基本上都能在这方面交出满意的答卷。

文艺作品的取材和创作风格是丰富多彩的,作者的个性和兴趣爱好也是千差万别的。文学书写和艺术创作中既有纵横捭阖的时代全景,也有孤芳自赏的一己天地;既有容量庞大的巨型雕塑,也有内涵有限的微型盆景。然而,如果作家、艺术家的兴趣所在和注意焦点仅局限在关注一己的私爱与忧愁,只玩味个人的闲情与雅趣,也许也是一种艺术人生,但恐怕不免空负了才情。正如现代艺术家潘天寿所说:“不论何时何地,崇高之艺术为崇高精神之产物,平庸之艺术为平庸精神之记录,此即艺术之历史价值。”缺乏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怀的人,是写不出撼人心魄的作品来的。作家艺术家选择写什么、怎么写,写得如何,往往决定于他们的境界与情怀。没有高尚宏远的情怀与境界,就难以创作出成功作品乃至经典之作。只有才华而没有境界,就不会走远,艺术的生命力也不会长久。因此,情怀比才华更重要,境界比技巧更重要。

如果从赛珍珠算起,好像所有与我们这块土地有关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得奖演说基本都比作品写得更具高度和普世性。除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他的早期中短篇,所有与中国元素有关的诺奖得主小说,很难说在回看率上令人满意。巴尔扎克、莫泊桑、曹雪芹、鲁迅、川端康成之所以在汉语读者眼里伟大,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进入了语文课本,或是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文字畅晓、不晦涩,耐看、经看、每看往往使读者萌生新的心得,这才是文学的价值所在。而这,对于近几十年的茅奖、鲁奖、各色国际奖的得奖作品,乃至争议中落选的作品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更严格的标尺。甚至有可能是最靠近文学史的标尺。

“用功”创作是根基

对写作无所求 伟大灵感才能降临

文艺创作既是一种人类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劳动,文艺史诗与经典作品更是文化的精华与文明的结晶。作为体现人类的智性活动,文艺创作不仅需要真诚的心灵、高尚的情怀,更需要艰辛的付出。苏轼有云:“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诚然,文艺创作没有捷径可走,没有近路可抄,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劳和汗水,才能成就时代史诗与文艺经典。纵览古今中外的文艺经典,绝大多数饱含了创作者经年累月的冥思苦想、斟酌推敲、润色修改,甚至付出的是健康和生命的代价。例如,长篇小说《红楼梦》以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它不仅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然而,曹雪芹为创作《红楼梦》不惜“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其间克服困顿、病痛甚至忍受失去亲人的悲恸,终于创作出了“字字看来皆是血”世界级经典。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从来都不靠凭空虚构,每每创作前他都要花很多时间收集查阅大量的历史著作、回忆录、档案等。以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为例,他自己曾说过:“我的小说中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行动,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虚构过,我都有资料根据。我在写作中收集的资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书馆。”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精益求精、近乎苛刻,不但在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有时也会不断重写,甚至在完稿之后、发表之前,仍然抓紧一切机会修改。可见,没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辛勤投入的写作态度,是写不出真正出色的艺术作品的,这是文艺创作的真谛。

传统的文艺在信息无限膨化成碎片、趣味无限切割成时段的年代,日趋小众化是大势所趋。对于创作者而言,这里面不存在甘不甘心的问题,而存在能否顺天应时的问题。何谓应时?关注和反映自己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并用形象记录下它们,而不是像个媒体时评员一样,整天对着市井新闻热点发居委会大妈式的喜怒哀乐议论。何谓顺天?尊重人类各学科无限分工、细化,趣味与受众无限细分这一大的规律。不要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们,总是埋怨理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发出伟大的某某年代不再的感慨作为自己懒惰的遮羞布。对于文学、文艺来说,伟大的年代从来不是伟大作品诞生的必填项。有时候,换一种思考方式是能解脱不少执念与误解的。比如,当作家们因为看不到自己的行业收益,可以接近欧美同行,转而开始羡慕编剧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让自己的职业目标离个性化创作本身更远了;另一方面,却靠近了当年施耐庵、蒲松龄、曹雪芹们创作伟大巨制时所需要的自由度。写作不一定能被写作者用来当作改善生存境遇的手段。当你对写作这一行为真的达到无所求的时候,伟大的灵感或许才能真的降临。

新葡8455最新网址,最“聪明”的方法往往就是最“笨”的方法,当代作家路遥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观点。他曾因中篇小说《人生》的成功收获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一时间他成了“生活在广场上”的公众人物,但路遥的目标是要写一部大书,向陕北的历史作交代。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他花费了六年时间,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前三年准备,后三年动笔写作。在三年的准备期间,他阅读了近百部世界文学经典作品,翻阅了大量经济、政治、农业、科技、民俗等数十个领域的杂书,查阅了十年间的各种报纸合订本,还再度返回陕北农村、城镇,亲近泥土,体察民生,重新深入生活,加深感性体验。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终于创作出全景式反映中国社会转型期城乡变迁的史诗级小说。

在新的时代,诗人朗诵早就不再需要广场了,落伍的俄罗斯式朗诵情结,早已被艾吕雅、庞德乃至勃莱们的咖啡馆-学院式原创朗读与争论所取代;所有的舞台剧也早已告别万人空巷了,连欧洲的殿堂级戏班子也只能跑到中国来寻求演出资助,好继续完成他们时长五六个小时的极限剧场游戏。在今天,所有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它们的爱好者可以默默地在每个城市的一隅咀嚼自己的狂热,但诅咒自己的时代,绝不是创作态度上的积极表现。连足球明星都会说出我不会往自己的碗里吐口水这样绝好的台词,创作者更不能,因为所有创作者的委屈,都是用来去酿造艺术的美酒的。

总之,要想创作出有价值、有意义、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史诗级文艺作品,新时代作家、艺术家亟须做到用心、用情、用功,只有真心诚意,敬畏生活,用情怀书写,不辞辛劳,忘我工作,为人民代言,为历史记录,才能创作出兼具温度和深度的流芳以远的传世之作。

最为耐人品味的果实,往往是在寂寞和寂静里成长的。它们必须悄悄成熟,于无声处。然后,等岁月懒洋洋走来,给它们戴上光。

(本文系全国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当前文化与文学热点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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