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浩铭希望法官在判刑前先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

「佔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等9名佔领运动参与者,被控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等罪,戴耀廷周三早上亲自站在犯人栏内,用英语作结案陈辞。

佔中九子昨被裁定罪成后,辩方今天继续求情。代表第八被告黄浩铭的资深大律师骆应淦指出,法官于昨天颁下的判词清晰指出法官认为于分域码头街的示威属于和平示威,黄浩铭当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及避免混乱情况发生,故希望法官在判刑前先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黄浩铭陈情书如下:陈法官仲衡阁下:自2011年你审理只有23岁的我追问时任特首曾荫权知否米贵,涉扰乱公众秩序的案件距今已有8年。在命运的安排下,我再次站在你面前,只是当你读到这封陈情书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当年被你宣判无罪释放的年青人,而是一个準备迎接第三次入狱的积犯。然而,今天我不是寻求你的怜悯,而是希望道明我参与雨伞运动,公民抗命的缘由,让法官阁下可以从我的动机及行为来给予合理判刑。8年以来,我们的岗位稍有转变,但香港的变化更大,充满争议的各个大白象基建均已落成,更多旅客走访社区,似是一遍繁华景象,但同时,更多穷人住在劏房,更多群众走上街头,亦有更多我们爱惜的年青人进入监牢。从前我们认为香港不会发生的事,都一一在这8年间发生了。当我8年前站在你面前那一刻,我们都不会想像得到香港人可被挟持返大陆,亦想像不到原来有一天大陆的执法人员可在香港某地方正当执法,更想像不到中共政府除了透过人大释法外,还可藉着「一言九鼎」的人大决定,甚至中央公函来决定香港人的前途命运和收紧宪制权利。争取民主的本意民主只是口号吗?当年,我痛骂无视100万穷人及30万贫穷长者利益,却庆祝不知辛亥革命本意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并要求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废除强积金,因此首次被捕被控。但时至今日,香港仍然有过百万贫穷人口,超过30万贫穷长者,贫富悬殊及房屋短缺的问题愈加严重。2014年,我见过一位75岁的伯伯跪在立法会公听会向时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下跪,恳求政府不要拆迁古洞石仔岭安老院。2019年,我又见到一位67岁执纸皮维生的婆婆在立法会公听会哭诉难以找工作,现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竟然叫她找劳工处。为何官员如此冷酷无情?为何我们的意见均未能影响政府施政?归根结柢,就是因为香港人没有真正的选择,丧失本来应有制订政策及监督的权力!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任何施政,应当由人民倡议监督,公义分配,改善公共服务,使得贫者脱贫,富者节约。今日香港,顾全大陆,官商勾结,贫富悬殊,耗资千亿的大白象跨境基建接踵而来,但当遇见护士猝死,教师自杀,老人下跪,政府政策就只有小修小补,小恩小惠,试问如何服众?由1966年苏守忠、卢麒公民抗命反对天星小轮加价,乃至1967年暴动及1989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甚至2003年反廿三条大游行,无不是因政权专政,政策倾斜,分配不公,引致大规模民众反抗。2014年雨伞运动的起点,亦是如此。多年来,港人争取民主,为求有公义分配,有尊严生活,有自主空间,但我们得到的是甚么?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前夕,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回覆香港大学学生会要求「民主治港,普选特首」的诉求,清楚承诺「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当时,不少港人信以为真,误以为回归之后可得民主,但自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及2003年50万人反对《廿三条》立法大游行后,中共图穷匕现,在2004年透过人大释法收紧政制改革程序,并粗暴地决定2007及2008不会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自此,完全不民主的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掌控香港人的命运福祉,人大释法及人大决定可以随时随地配合极权政府的主张,命令香港法庭跟从,打压香港的民主和法治。2014年8月31日,是历史的转捩点。儘管多少温和学者苦苦规劝,中共仍以6月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为基础,展示全面管治权的气派,包括法官阁下在内,都要屈从爱国之说。在《8‧31人大决定》之后,中共完全暴露其假民主假普选的面目,其时,我们认为对抗方法就只有公民抗命。公民抗命的起点违法就是罪恶吗?我们违法,称之为「公民抗命」,就是公民凭良心为公众利益,以非暴力形式不服从法律命令,以求改变不义制度或法律。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贺辅明(Leonard
Hoffmann)勋爵曾在英国着名案例 R v Jones [2007] 1 AC 136
案提出:「发自良知的公民抗命,有着悠久及光荣的传统。那些因着信念认为法律及政府行为是不义而违法的人,历史很多时候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能包容这种抗争或示威,是文明社会的印记。」终审法院在最近的公民广场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1 HKCFAR
35)亦道明「公民抗命」的概念可获肯定(该案判词第70至72段)。因此,亦印证我等9人及其他公民抗命者并非可以一般「违法犯事」来解释及施刑。港人以一般游行示威争取民主30年,无论从殖民年代乃至特区年代,皆无显着改进,今日以更进步主张,公民抗命争取民主,正如印度、南非、波兰等对抗强权,实在无可厚非。诚然,堵塞主要干道,影响民众上班下课,实非我所愿,但回想过来,中共及特区政府多年来岂不更堵塞香港民主之路,妨扰公众获得真正的发声机会?如果我是公民抗命,又何以不认罪承担刑责?2014年12月,警方以成文法「出席未经批准集结」及「煽动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在村口将我逮捕。2017年3月,警方改以普通法「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提控。正如戴耀廷先生在其结案陈词引述英国剑桥大学法学教授
John R. Spencer
提及以普通法提诉的问题:「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众妨扰罪』来起诉的案件,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的其中一个:一、当被告人的行为是触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惩罚是轻微的,检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额外的棒子去打他;二、当被告人的行为看来是明显完全不涉及刑事责任的,检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诉他」,无独有偶,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邓桢在其2018年退休致词提及:「普通法同样可被用作欺压的工具。它是一种变化多端的权力,除非妥善地运用人权法加以适当控制,否则可被不当使用。」如今看来,所言非虚。今我遭控二罪,必定据理力争,冀借助法官阁下明智判决推翻检控不义,但法庭定谳,我自当承担刑责,绝无怨言,以成全公民抗命之道。试问谁还未觉醒我是刻意求刑标榜自己,让年青人跟从走进监狱大门吗?我反覆推敲这个问题。然而,我的答案是,正正是希望后辈不用像我此般走进牢狱,我更要无惧怕地争取人们所当得的。纵使今日面对强权,恶法将至,乌云密布,我依然一如既往,毋忘初衷地认为真普选才是港人获得真正自由之路。任何一个声称为下一代福祉者,理应为后辈争取自由平等的选择权利,让他们能自立成长,辨明是非,而非家长式管控思想,让下一代沦为生财工具,朝廷鹰犬。主耶稣基督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没有牺牲,没有收穫。故然,我不希望年青人跟我一样要踏上公民抗命之路,承受牢狱之苦,但我请教所有智慧之士,既然举牌示威游行均已无显其效,公民抗命和平抗争为何不是能令政权受压求变之策?若非偌大群众运动,梁振英岂不仍安坐其位?刑罚于我而言,无情可求,唯一我心中所想,就是希望法庭能顾念75岁的朱耀明牧师年事已高,望以非监禁方式处之,让港人瞥见法庭对良心公民抗命者宽容一面。美国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1968年论及公民抗命时(On Not Prosecuting Civil
Disobedience),不但认为法庭应给予公民抗命者宽鬆刑罚,甚至应不予起诉。事实上,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贺辅明在2014年12月4日,即雨伞运动尾声(已发生大规模堵路多日),佔中三子自首之后一日,接受《苹果日报》及《南华早报》访问时提到「抗争者及掌权者均未有逾越公民抗命的『游戏规则』,抗争活动并没有损害香港法治」,更进一步提到「一旦他们被判有罪,应该从轻发落,认为这是传统,因为自首的公民不是邪恶的人」,由此,我期盼法庭将有人道的判刑。法官阁下,我能够参与雨伞运动,争取民主,实是毫无悔意,毕生荣幸。我已花了最青春的10年在社会运动上,假若我有80岁,我仍有50年可以与港人同行,继续奋斗。要是法官不信,且即管以刑罚来考验我的意志,试炼我的决心,希望我的战友们在我囚禁的时候,可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更加有勇气和力量作个真诚的人对抗谎言治国的中共政权。「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唯有透过群众力量,直接行动,才能改变社会。8年前如是,今日亦如是。但愿港人坚定不移,争取民主,打倒特权,彰显公义。自由万岁!民主社会主义万岁!愿公义和慈爱的
主耶稣基督与我同在,与法官先生同在,与香港人同在!法庭记者:刘晓曦

【戴耀廷结案陈辞中文版全文】

公民抗命的精神

首先,这是一宗公民抗命的案子。

我站在这裏,就是为了公民抗命。陈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师与我一起发起的「让爱与和平佔领中环运动」,是一场公民抗命的运动。在以前,少有香港人听过公民抗命,但现在公民抗命这意念在香港已是家传户晓。

终审法院在律政司对黄之锋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1
HKCFAR
35採纳了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为公民抗命所下的定义。公民抗命是「一项公开、非暴力、真诚的政治行为,通常是为了导致法律上或社会上的改变,所作出的违法行为。

在律政司对黄之锋案,贺辅明勋爵是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在此案,终审法院引述了贺辅明勋爵在R
v Jones [2007] 1 AC
136的说法:「出于真诚理由的公民抗命在这国家有源远流长及光荣的历史。」终审法院认同公民抗命的概念是同样适用于其他尊重个人权利的法制如香港。但为何公民抗命是光荣和文明呢?终审法院没有进一步解释。

约翰罗尔斯的定义大体只能说出公民抗命的行为部分。在马丁路德金博士非常有名关于公民抗命的着作《从伯明罕市监狱发出的信》中,他道出更多公民抗命的意图部分或公民抗命的精神。这信函是他在1963年4月16日,因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罕市参与示威争取民权后被判入狱时写的。

在信函中他说:「一个人若不遵守不公义的法律,必须要公开,充满爱心和愿意接受惩罚。个人因为其良心指出某法律是不公义的,而且甘心接受惩处,是要唤起社会的良知,关注到那中间的不公义,这样其实是对法律表达了最大的敬意。

马丁路德金博士认为有时法律在表面上是公义的,但实行时却变得不公义。他说:「我未得准许而游行,并因而被捕,现在的确有一条法例,要求游行须得准许,但这条法例如果是用了来…否定公民运用和平集会和抗议的权利,则会变成不公义。

他还说:「面对一个经常拒绝谈判的社区,非暴力的直接行动正是为了营造一次危机,以及加强一种具创造力的张力,迫使对方面对问题,也使问题戏剧地呈现出来,让其不能再被忽略。

马丁路德金博士对我启发良多,我们也把这精神栽种在「让爱与和平佔领中环运动」中。紧随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公民抗命之路的脚步,我们努力去开启人心中那份自我牺牲的爱及平静安稳,而非煽惑愤怒与仇恨。

终审法院在律政司对黄之锋案进一步引述贺辅明勋爵在R v Jones
的说法:「违法者与执法者都有一些规则要遵守。示威者的行为要合乎比例澳门新葡8455,,并不会导致过量的破坏或不便。以证明他们的真诚信念,他们应接受法律的惩处。

虽然终审法院在律政司对黄之锋案没有引述这部分,贺辅明勋爵在R v Jones
还说:「另一方面,警察与检控官的行为也要有所节制,并法官在判刑时应考虑示威者的真诚动机。」这些有关公民抗命的规则应也适用,终审法院应不会反对。

公民抗命的目的并不是要妨扰公众,而是要唤起公众关注社会的不公义,并赢取人们认同社会运动的目标。若一个人被确立了是在进行公民抗命,那他就不可能会意图造成不合理的阻碍,因那是与公民抗命背道而驰,即使最后因他的行动造成的阻碍是超出了他所能预见的。

非暴力是「让爱与和平佔领中环运动」的指导原则。公民抗命的行为,就是佔领中环,是运动的最后一步。进行公民抗命时,示威者会坐在马路上,手扣手,等候警察拘捕,不作反抗。我们计划及希望达到的佔领程度是合乎比例的。我们相信所会造成的阻碍是合理的。

我相信我们已做了公民抗命中违法者所当做的,我们期望其他人也会做得到他们所当做的。

追求民主

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公民抗命的方法是否合乎比例,不能抽空地谈,必须考虑进行那行动的目的。

这是一宗关乎一群深爱香港的香港人的案件,他们相信只有透过引入真普选,才能开启化解香港深层次矛盾之门。

我就是他们其中一人。与那些一起追寻同一民主梦的人,为了我们的宪法权利,我们已等了超过三十年。当我还在大学读法律时,我已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现在,我的儿子也刚大学毕业了,香港还未有民主。

马丁路德金博士在信函中还说:「压迫者从不自愿施予自由,自由是被压迫者争取得来的。…如同我们出色的法学家所说,延误公义,就是否定公义。」我们在追求公义,但对当权者来说,我们计划的行动诚然是妨扰。

《基本法》第45条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规定:「凡属公民,无分第二条所列之任何区别,不受无理限制,均应有权利及机会:…在真正、定期之选举中投票及被选。选举权必须普及而平等,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证选民意志之自由表现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第25号一般性意见》,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
条中的「普及而平等」,提供了它的理解和要求。第15段说:「有效落实竞选担任经选举产生的职位的权利和机会有助于确保享有投票权的人自由挑选候选人。」第17段说:「不得以政治见解为由剥夺任何人参加竞选的权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2004年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作出的解释,实质改变了修改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宪法程序。在行政长官向立法会提出修改产生办法的法案前,额外加了两步。行政长官就是否需要进行修改,须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作出确定。相关法案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或者备案。

在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完成了宪法修改程序的第二步,作出了有关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除决定行政长官可由普选产生外,就普选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设下了具体及严厉的规定。

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都得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只可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

按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自行设定的程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只有权决定是否批准或不批准行政长官提交的报告,而不能就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及提名程序,设下详细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连自己设定的程序也没有遵守。

若按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下的严厉条件去选举产生行政长官,香港的选民就候选人不会有真正的选择,因所有不受欢迎的人都会被筛选掉。这与普选的意思是不相符的。

这些香港人进行公民抗命,是要唤起香港社会及世界的关注,中国政府不公义地违背了宪法的承诺,也破坏了它的宪法责任。我们所作的,是为了维护我们及所有香港人的宪法权利,包括了反对我们的行动的人;是为了要我们的主权国履行承诺;是为了争取香港宪制进行根本改革;及为香港的未来带来更多公义。

和平示威的权利

这案件是关乎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权利。

根据「让爱与和平佔领中环运动」的原先计划,举行公众集会的地方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遮打花园及皇后像广场,时间是由2014年10月1日下午三时正开始,最长也不会超过2014年10月5日。我们期望会有三类人来到。

第一类人已决定了会参与公民抗命。他们会在过了合法的时限后,继续坐在遮打道上。他们是那些在「让爱与和平佔领中环运动」意向书上选了第二或第三个选项的人。第二类人决定不会参与公民抗命,而只是来支援第一类人。过了合法的时限后,他们会离开遮打道,去到遮打花园或皇后像广场。他们是那些在「让爱与和平佔领中环运动」意向书上选了第一个选项的人。第三类人还未决定是否参与公民抗命的行动。他们可以到合法时限快要过去的最后一刻,才决定是否留在遮打道上。

我们相信警方会有足够时间把所有参与佔领中环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移走。估计会有数千人参与。我们要求参与者要严守非暴力的纪律。我们採用了详细的方法去确保大部分即使不是所有参与者都会跟从。

我们是在行使受《基本法》第27条保障的和平示威自由的宪法权利。这也与同受《基本法》第27条保障的言论自由有紧密关係。透过《基本法》第39条,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受《香港人权法》第16及17条的宪法保障,而这些条文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及2条1是一样的,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部分。

若原订计划真的执行,那可能会触犯《公安条例》一些关于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的规定,但我们相信那会举行的公众集会是不会对公众构成不合理的阻碍的。会被佔领的空间,包括了马路,是公众在公众假期可自由使用的。计划佔领的时期,首两天是公众假期,最后两天是周末。

当公众集会的地方转到政府总部外的添美路、立法会道及龙汇道的行人路及马路的範围,虽然集会的主题、领导、组织及参加者的组成已改变了,但精神却没有。在2014年9月27和28日,人们是被邀请来示威区域参加集会的。这仍然是公民在行使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权利。

相类似的公众集会也曾在2012年9月3至8日,在反国民教育运动中在示威区域内举行。除却公民在那时候还可以进入公民广场,在2012年9月在反国民教育运动的佔领空间,与示威者在2014年9月27和28日在警方封锁所有通往示威区域通道前所佔领的空间是很相近的。

自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后,这示威区域已被普遍认同,是可以用来组织有大量公众参与,反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大型公众集会的公共空间。换句话说,公众都认知示威区域是一个重要场地,让香港公民聚集去一起行使和平示威自由的权利。

根据此我们也抱有的公众认知,当我在2014年9月28日凌晨宣布提前佔领中环的时候,我们只可能意图叫人来到示威区域而不会是任何其他地方。要佔领示威区域以外的地方,没可能是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没有人会如此想的。

在梁国雄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案Leung Kwok-hung v. HKSAR 8 HKCFAR 229,
终审法院指出:「和平集会权利涉及一项政府所须承担的积极责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适当的措施,使合法的集会能够和平地进行。然而,这并非一项绝对责任,因为政府不能保证合法的集会定会和平地进行,而政府在选择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广泛的酌情权。至于什么是合理和适当的措施,则须视乎个别个案中的所有情况而定。

如控方证人黄基伟高级警司
在作供时所说,当有太多的示威者聚集在邻接的行人路,警方为了示威者的安全,就会封锁示威区域内的马路。能有一个公共空间让反对政府的人士和平集会以宣泄他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不满,对香港社会来说,那是一项公共利益。即使在示威区域长期举行集会是违反《公安条例》,但这不会对公众构成共同伤害。受影响的部分公众只是很少,而造成的不便相对来说也是轻微。

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在杨美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案Yeung Maywan v. HKSAR 8
HKCFAR 137
中说:「《基本法》第二十七条下的保障,不会纯粹因为集会、游行或示威对公路上的自由通行造成某种干扰而被撤回。本席认为,除非所造成的干扰属不合理,即超出可合理地预期公众可容忍的程度,否则集会、游行或示威不会失去这项保障。关于这一点,本席认为,大型甚或大规模集会、游行或示威的参加者往往有理由指出,只有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才能协助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意见。除此之外,本席认为最明显的相关考虑因素是干扰的严重程度和干扰为时多久。不过,也可能有其他的相关考虑因素,本席认为包括以下一项:在有关的干扰发生之前,是否有人曾一度或数度作出一项或多项干扰行为?可合理地预期公众能容许什么,乃属事实和程度的问题,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法庭务须谨记,毫无保留地保存相关自由,正是合理性的定义,而非仅是用作决定是否合理的因素之一。

参与示威区域的公众集会的示威者并不能构成阻碍,因示威区域的马路是由警方封锁的。警方封锁示威区域的马路是为了保障示威者的安全,让他们可以安全地及和平地行使和平集会的权利。就算在示威区域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考虑到示威者是在行使他们的和平示威自由的宪法权利,那阻碍也不能是不合理的。

即使当示威者在2014年9月28日走到分域码头街及夏慤道,人们只是被邀请来到示威区域而不是留在那些道路上。警方被要求开放通向示威区域的通路,好让人们能去到示威区域与示威者们一起。若非通往示威区域的通路被警方封锁了,大部分人即使不是所有人,应都会进入示威区域,而那些道路就不会被佔领。催泪弹也就没有需要发放。

警方应有责任去促使公民能在示威区域举行公众集会,但警方却把示威区域封锁了,阻碍人们来到示威区域参与公众集会。示威区域内的示威者不可能意图或造成任何在示威区域以外所出现的阻碍,因他们只是邀请人们来到示威区域与他们一起。

当警方见到已有大量人群在示威区域外意图进入示威区域,警方仍不负责任地拒绝开放通向示威区域的通路。警方必须为示威区域外所造成的阻碍及之后发生的所有事负上责任。

在警方发放87枚催泪弹及使用过度武力后,一切都改变了。如此发放催泪弹是没有人能预见的,事情再不是我们所能掌控。到了那时候,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就是带领参加运动的人平安回家。

在发放催泪弹后的无数个日与夜,我们竭力用不同方法去尽快结束佔领。我们帮助促使学生领袖与政府主要官员对话。我们与各方商讨能否接受以变相公投为退场机制。我们筹组了广场投票。即使我们这些工作的大部分最后都没有成效,但我们真的是尽了力及用尽能想到的方法去达到这目标。最后,我们在2014年12月3日向警方自首。金钟範围的佔领在2014年12月11日也结束了。

不恰当检控

这是关乎不恰当地以公众妨扰罪作为罪名起诉的案件。

如贺辅明勋在R v Jones
所指出,检控官也有公民抗命的规则要遵守的,他们的行为要有所节制。

在“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
March 1989, pp.55-84一文,J. R. Spencer
看到:「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众妨扰罪来起诉的案件,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的其中一个:一、当被告人的行为是触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惩罚是轻微的,检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额外的棒子去打他;
二、当被告人的行为看来是明显完全不涉及刑事责任的,
检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诉他。
」兵咸勋爵在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採纳了J.R.Spencer 对检控官在控诉公众妨扰罪时暗藏的动机的批评。

若有一适当的成文罪行能涵盖一宗公民抗命案件中的违法行为,我们可以合理地质问为何要以公众妨扰罪来起诉?即使这不构成滥用程序,但这案件的检控官一定已违反了贺辅明勋爵在R
v Jones 所指出适用于他的公民抗命的规则,因他并没有节制行为。

这是关乎不恰当地以串谋及煽惑人煽惑为罪名起诉的案件。

同样地,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权利的案件,以串谋及煽惑人煽惑为罪名起诉,那是过度的。在串谋的控罪,控方提出的证据是我们的公开发言。按定义,公民抗命一定是一项公开的行为。若这些公开发言可以用于检控,那会把所有的公民抗命都扼杀于萌芽阶段。那么说公民抗命是一些光荣之事就变得毫无意义,因公民抗命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更恶劣的后果是,社会出现寒蝉效应,很多合理的言论都会被噤声。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然是不合乎比例。

在香港普通法是否有煽惑人煽惑这罪名仍存争议,但即使真有这罪行,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权利的案件,以串谋及煽惑人煽惑为罪名起诉,那是过度地、不合理地及不必要地扩展过失责任。

因主罪行是那惹人猜疑的公众妨扰罪,以煽惑人煽惑去构成公众妨扰罪来起诉,那更会把过失责任扩展至明显不合理的程度。若检控官的行为不是那么过度和不合理,起诉的罪名是恰当的,我们是不会抗辩的。无论如何,当控罪相信是过度及不合理,我们提出抗辩不应被视为拒绝接受法律的惩处,违反了违法者的公民抗命规则。

有些问题是我这位置难以解答的。若检控官违反了贺辅明勋爵在R v Jones
所指出的公民抗命的规则,那会有什么后果呢?由谁来纠正这错误呢?

守护法治

归根究底,这是一宗关乎香港法治与高度自治的案件。

作为香港法治及宪法的学者,我相信单纯依靠司法独立是不足以维护香港的法治。缺乏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权力会被滥用,公民的基利不会得到充分的保障。没有民主,要抵抗愈来愈厉害对「一国两制」下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会是困难的。在「雨伞运动」后,还有很长的路才能到达香港民主之旅的终点。

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邓国桢在退休前法庭仪式上致辞说:「虽然法官决意维护法治,让其在香港的价值及运用恒久不变,但关键在于社会对法官予以由衷的支持。那应是何等形式的支持?我认为,应是全面而彻底的支持。如果法官受到不公的抨击,请谨守立场并支持他们。可是,不要只因为某些事件才对他们表示支持。那并不足够,也可能已经太迟。大家应致力在社会上培养有利于法治的氛围。我们在香港拥有新闻自由及选举自由,必须努力发声,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请相信我,自由的代价是要时刻保持警觉。更重要的是,永远不要放弃或低估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整体社会坚持维护法治,无人可以轻易把它夺走。千万不要让此事变得轻而易举。

我们都有责任去守护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我在这裹,是因我用了生命中很多的年月,直至此时此刻,去守护香港的法治,那亦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可或缺的部分。我永不会放弃,也必会继续争取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法治能为公民抗命提供理据。公民抗命与法治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追求公义。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确保这共同目标能达成,至少从长远来说,公民抗命能创造一个氛围,让其他方法可被用来达成那目标。

若我们真是有罪,那么我们的罪名就是在香港这艰难的时刻仍敢于去散播希望。入狱,我不惧怕,也不羞愧。若这苦杯是不能挪开,我会无悔地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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