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得以欣赏的敦煌古迹,是怎样被保护下来的?如何研究敦煌?神秘而迷人的敦煌艺术如何与现代艺术相结合?为何艺术设计中,中国人自己的文脉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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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下午4点,著名设计家、教育家、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先生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名为《永远的敦煌》的主题演讲,带领大家畅游大美敦煌。

常沙娜
著名设计家、教育家、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设计以及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及壁画创作工作。著有及合编的作品有《敦煌历代服饰图案》《敦煌藻井图案》《敦煌壁画集》《常沙娜花卉集》等。

近两千名观众到场聆听演讲,同时众多网友在场外观看了在线直播。

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是我国著名画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是第一代敦煌守护人,为敦煌的保护和敦煌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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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伊始:敦煌血脉连

图:女供养人,常沙娜1946年临摹 资料图片

一开场,常沙娜先生就介绍了自己与敦煌的特殊缘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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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小出生在法国。父亲著名画家常书鸿在塞纳河边看了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后决心回国保护敦煌,由此她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于1943年跟随父母来到敦煌生活。

图:舞人,常沙娜1946年临摹 资料图片

父亲那代人,是守护敦煌的开拓者,筚路蓝缕,保护工作从防沙种树开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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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先生说她的童子功是在敦煌打下的,1946年至1948年,15岁至17岁期间,她因家庭变故而辍学每天像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员一样去洞窟临摹壁画。这份扎实的童子功,练就了她的造型能力,令她受益终生。

图:敦煌鸣沙山月牙泉 新华社发

新葡8455最新网站,结识林徽因:走上设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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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先生还动情地回忆了她设计生涯的引路人林徽因先生。

图:敦煌莫高窟 新华社发

1951年春季,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她协助父亲筹办“敦煌文物展览”,在展览上,与梁思成夫妇结缘,他们破格将她安排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当助教。在林徽因先生的指导下,她开始大胆地将敦煌元素糅进北京特种工艺——景泰蓝中,“是林徽因先生决定了我终身献身给艺术设计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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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花开:传统与现代设计

图:常沙娜花卉作品 资料图片

常沙娜先生向观众详细描述了她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灯、宣武教堂彩色玻璃窗、香港志莲净苑佛像,以及她从中学到的宝贵经验。

与敦煌的初遇:严寒中一顿没有菜的晚餐

“我们的工程师叫张镈,我永远忘不了他。他说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设计要跟我们宴会厅的功能相结合,要把通风口、照明结合起来。没有照明、没有通风口,你设计的再漂亮也没有用。我就把敦煌的藻井图案和照明元素结合起来。”

1931年,我出生在法国里昂的塞纳河边上,我出生的地方有条河流名叫Saône,为了纪念我的出生,爸爸和朋友商量,就用这条河流作我的名字。我的中文名字“沙娜”便是从“Saône”音译而来。也巧了,我爸爸后来一直在地处沙漠地带的敦煌,人家就说常书鸿很有意思,他的女儿早就起名叫“沙娜”,将沙漠的婀娜多姿结合起来了。

“(设计志莲净苑佛像时)我把敦煌唐代的45窟、328窟,两个窟盛唐的佛像组合在一起。盛唐是唐朝最繁盛的时代,用色是非常讲究的,我给它恢复了起来。当时主要色调是石青、石绿、土红、土黄。装饰起来是深中浅,深的放在中间,与浅的组合在一起。每一个图案不是绿就是绿,蓝就是蓝,而是分深中浅。这样弄出来很丰盛,很漂亮。”

当时在巴黎的留学生成家的很少,都在我们家里聚会,在我家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抗日战争爆发前,我爸爸在法国已经九年了,当时他学西洋的油画。一次在巴黎街头,他看见了伯希和出的《敦煌图录》,才知道在自己的祖国还有千年历史的敦煌,他觉得自己从前只崇拜西方艺术,真是数典忘祖,于是就下定决心要去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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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回到中国,后来我妈妈带着我也回国了。我的第一语言是法语,一开始不会讲中文。我回来以后在昆明上了小学,才学会了中文。我的干妈王合内是法国人,是我妈妈在巴黎学雕塑的同班同学,她嫁给了我的干爸爸王临乙,后来也来了中国并入了中国国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成了她的翻译。所以中文、法语我都会。

不要浮躁:对敦煌要开展专题性研究

在重庆,我爸爸就下决心,一定要把我们全家都弄到敦煌去。他先去了那边,过了一阵子,他就要我妈、我和弟弟都过去。1943年秋天,我们动身了,从重庆出发,坐着一辆卡车到了兰州,路上前后颠簸了一个多月。到了兰州以后,歇了一段时间,我妈妈当时快受不了了,因为越走天气越冷。原来我妈妈是穿旗袍的,到了兰州以后就完全不适应了,必须要穿上棉旗袍,可是我爸爸却说:“不行!这还不够!你们要穿羊皮袄。”于是我就穿上羊皮袄、毡靴,可是还是冷得受不了。在兰州过了几天,我们又坐卡车出发,经过武威、张掖、酒泉,一路走下去,越走越冷。那个时候,我弟弟还很小,我12岁,还不懂得旅途辛苦,一路上看到风景变化很大,觉得很开心。但是我妈妈就很难受。在这个过程中我爸爸一方面很辛苦,另一方面还要呵护着我们,包括还要开导我们。

在谈到敦煌的研究与保护时,常沙娜先生强调要对敦煌做专题性研究。“敦煌方方面面可开发、可研究的东西很多,包括建筑、音乐、乐器、舞蹈、服装等,很多,都是专题性的。包括历代的山水怎么表现,植物怎么表现,动物怎么表现,要进行专题的研究,不能笼统。所以,我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好了开发出来,再重建,这是搞活,而不是动了原来的东西。”

到了目的地敦煌以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比兰州还要冷很多,我那个时候也已经受不了了,更不要说我妈妈和我弟弟了。在敦煌,我们碰见了苏莹辉,大家一起又往莫高窟走,那个时候,莫高窟在当地叫千佛洞。从敦煌到千佛洞还要走25公里,一路我们坐着木轮的牛车,走了3个小时。这一路上,我们感觉只有一个,就是敦煌这里太艰苦了,沿途都是荒漠,沙子吹得到处都是。后来我们总结过当时的感受,就是“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面是戈壁滩,后面是鬼门关”。

她同时也批评了现在研究敦煌的一些浮躁病:“我担心现在在敦煌,扎扎实实地在那里真正地去研究获得的成果还是不够,很多时候就是看一看、晃一晃以为就够了。所以我强调一定要好好地下决心吃苦耐劳,在那里好好研究、好好学习。”

那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很难受,但是我爸爸特别积极、乐观。

殷切叮咛:设计界不要丢了传统文脉

我今年89岁了,但到敦煌当天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们第一次到敦煌时吃的晚餐:就是一碗醋、一碗盐,每个人有一小碗刚煮出来的面条。对着这样的晚餐,我妈妈很尴尬,苏莹辉也很尴尬,他们都不好意思问。我年纪小,直接就问了:“爸爸,怎么没有菜啊?”我爸爸说:“对不起,这里没有菜了,只有这些。我来不及准备了,明天再给你们杀只羊,用涮羊肉来迎接你们,你们先安心地休息。”

常沙娜先生认为如今的艺术教育缺少扎实的功夫,特别是学生大多用电脑制图、拼贴,手工活越做越少。所以在科技发展的今天,要更注重扎实的“工匠精神”,她指出“传统和大自然的形式一样很重要,能使我们的图案设计更加丰盛”。同时语重心长地强调“不能丢了传统文脉”,要坚持深入学习继承传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那个时候没有蔬菜,我爸爸除了保护敦煌文物,还要防沙,他就说一定要种树、种菜,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保护敦煌莫高窟的行动中,提出要让敦煌永远地保持下去,首先就要先改善环境。

在演讲结束前,常沙娜先生说:“我一辈子什么都经历过。我出生在法国,在文化大革命也挨了斗,说我是资本主义小姐,生在法国,在美国留学。但我爱我的祖国,我的老前辈也爱我们的祖国。我现在已经89岁了,但是我还是依然很乐观。就像我父亲说的那句话,‘生命不息,跋涉不止’,能做什么就继续做什么,高高兴兴的。”

第二天早晨,天特别蓝,我爸爸就拿蓝天来说服我妈妈,他说:“你看看天多蓝,有了蓝天,我们的心情就能好转。我今天带着你们去参观千佛洞。”我第一次进入莫高窟的洞窟里,爸爸劝我妈妈说:“你是留法的,学雕塑的。你看看这里历代的彩塑,多好啊!”我妈妈从专业的角度看了之后,心情就好一些了,确实感觉到敦煌千佛洞很美。在那个时候,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能看到前后10个朝代的古代塑像,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一天是来不及看那么多朝代的塑像的。从那以后,我爸爸就慢慢地劝我妈妈,也指导我,我就跟着大人一起看壁画。著名画家董希文,当年在艺专是我爸爸教的第一拨学生,他当时也去敦煌工作了,也在那里临摹。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

她特别鼓励年轻人要有思想准备,要奋斗,要面对现实,好好地干,要为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

莫高窟壁画覆盖10个朝代,包括北魏、西魏、隋、唐、宋、元等,其中唐代200多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每个时期的壁画特色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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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西魏285窟,是很著名的一个代表窟,壁画内容是《五百强盗成佛图》,是一个佛教故事。这幅壁画表现了那个时期的建筑、山水,构图上人大于山,山只不过是作为空间的安排,中间还有各种树。

本次演讲,现场观众反映热烈,众多媒体进行了报道。

在对时代的表现上,敦煌壁画也是很丰富的。这里有我临摹的两幅图,是一个是供养人,一个是跳舞的人。通过供养人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古人的服装。

“人文清华”讲坛是清华大学发起的大型思想传播活动,推动建设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清华新百年。讲坛定期邀请优秀人文学者,在标志性建筑新清华学堂发表公众演讲,阐述其经典学说、独特思考和重大发现。

我们研究敦煌壁画,一方面是要看它的内容,壁画反映了当时的人物,表现了当时的习俗和环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表现方法。这些内容,都值得我们后人不断地去学习。

讲坛于2016年1月10日在新清华学堂正式开启以来,已举办20场演讲,此前文学家格非、国学家陈来、社会学家李强、伦理学家万俊人、历史学家彭林、思想史家汪晖、国际关系专家阎学通、国家高端智库国情专家胡鞍钢、心理学家彭凯平、经济学家李稻葵、法学家崔建远、教育家谢维和、中国工业设计之父柳冠中、著名影视评论家尹鸿、公共管理专家薛澜、科学史家吴国盛、文字学家黄德宽、经济学家白重恩等知名清华人文学者,和74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获奖作家清华校友郝景芳都曾来到讲坛分享灼见,与听众交流。(“人文清华”讲坛供图)

我在敦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那个时候我十几岁,经常跟着大人去学习,对着壁画去体会,不用我爸爸催促进度,也不用我爸爸来具体安排,完全出于兴趣的驱动,我主动去洞里临摹壁画。现在回顾这段时间,可以说,我的童子功就是在敦煌打下的。

再续前缘:林徽因先生与我和敦煌的相逢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1年的时候,我见到了林徽因先生。当时正在抗美援朝,周总理提出要开展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于是派人找到我父亲,请他把在敦煌常年临摹的东西拿到北京来,以此展示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我爸爸高兴极了,把他们临摹了十几年的东西都拿到北京来了,但是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博物馆也没有陈列馆,于是就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办了展览。

那时,我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我爸爸就跟我讲:“沙娜,你明天要陪着梁伯伯和梁伯母到午门城楼上参观。”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体不太好。梁思成先生跟我爸爸是多年好友,他们经常有来往,他很羡慕我爸爸能在敦煌进行临摹。因为通过壁画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建筑。他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曾经对我爸爸说:“你在那里好好地干,我将来身体好了以后,也要去。”

所以那天,就是我陪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去参观,他们爬上午门城楼去看展览,虽然很累,但是也特别激动。后来林先生就跟我聊,问我在敦煌的情况,跟我交流。一周后,她跟我爸爸讲:“你让沙娜到清华大学的营建系来协助我,做助教,我想对北京的工艺美术进行改造。”当时景泰蓝已经很难发展,林先生提出要把我们传统的工艺品景泰蓝进行图案设计的改进,用于现代生活所需,比如在掐丝这种比较先进的工艺中,用上敦煌的图案。我那个时候没有文凭,就在林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先生又聘了两个人,是浙江美院刚毕业的两个女孩,一个叫钱美华,后来成了景泰蓝厂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大师,还有一个是孙君莲。当时林先生身体不大好,我们早上9点过去,她躺在床上,把她的思路告诉我们,我们再开始工作。可以说,是林徽因先生决定了我投身于艺术设计和教育。

敦煌花开:传统绽放与现代设计需要平衡

后来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筑,当时,我有幸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组长是奚小彭,他组织万人大会堂的设计,其中宴会厅的天顶装饰由我来弄。奚小彭建议我,把敦煌的图案运用上。我就开始弄出好多方案。我们的工程师叫张镈,我永远忘不了他。他说:“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设计需要跟我们宴会厅的功能相结合,需要把通风口、照明结合起来。没有照明,没有通风口,你设计的图案再漂亮也没有用。”当时我设计的时候把敦煌藻井上的图案运用了,但是最初的设计并不符合宴会厅的功能需要。于是我们就连夜修改,把敦煌的图案和宴会厅的功能结合起来。张镈最后很满意,他说:“沙娜你看,修改以后,照明的问题解决了,通风口也解决了。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还跟功能相结合。”这件事情,给了我这一辈子都十分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设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一个人签个名、盖个章,表示是自己创作的,它一定是合作共赢,共同完成的。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让我一辈子受益匪浅,我从此知道了设计不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搞设计要跟时代、传统、大自然、生活所需相结合,还要跟材料相结合。这一点很重要。

2007年开始,我跟香港志莲净苑合作。那里的师父跟我说:“我们希望通过你,把敦煌的佛像艺术运用起来,引到我们香港的志莲净苑。”我就很用心,把敦煌唐代的45窟、328窟,盛唐的佛像,组合在一起。方案拿到那边,对方很满意,说这个很好。

盛唐是唐朝繁盛的时代,当时的用色是非常讲究的,我把它恢复了起来。当时主要色调是石青、石绿、土红、土黄。装饰起来是深中浅,深的放在中间,与浅的组合在一起。每一个图案不是绿就是绿、蓝就是蓝,而是分深中浅。这样弄出来很丰盛,很漂亮。

这个设计前前后后搞了五年。其中2008年我因为患病需要手术,停了一年。我在接受治疗后回到家,一边放着音乐,一边把佛像服装的图样画出来,这个创作对我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最后设计拿到香港,那边的师傅们说,香港是很潮湿的地方,而敦煌比较干燥,所以香港这边的呈现,不能用敦煌的彩塑,需要用木雕。于是让东莞的木雕工人来帮忙。我跟搞木雕的师傅一块商量,把服装、色调、图案都按照我所画的分深中浅的形式表现,还有背光都雕刻出来。弄完了以后,比例、尺度都相称。最后完成的作品获得对方的高度评价,说在香港再现了敦煌唐代的佛像风采。

人物的身份不一样,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搞设计,一定要按照它的功能、它的主题来设计。香港志莲净苑的这组彩塑,释迦牟尼在中间,几个弟子文殊、迦叶等在两旁,各有各的特点,组合在了一起。志莲净苑专门用一个大堂摆放这组彩塑。我们传统的佛教艺术在香港得以再现,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再现。

学习再学习:设计中传统与感悟不应缺席

如何在我们的设计作品中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大家需要先把我们的历史学好。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方方面面要深入地去学习,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各国、中国古代汉族以及很多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东西,也都是很好的。

同时还应该有专题性研究。敦煌的东西是取之不尽的,我专门做过一个专题,就是对敦煌的图案进行研究。但是除了图案,敦煌还有乐器、舞蹈、建筑等内容,浩如烟海。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研究,所以要有专题性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和生活所需,扎扎实实地研究。有了这个功夫,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完成的东西拿到街上,能让人一眼就看出,这个是中国的设计、中国的制造、中国的文化。我们民族的特色,民族的血脉、文脉要延续下去。

这些年来,敦煌的研究和保护做了不少,但我觉得还要继续努力。我个人觉得,扎扎实实地在敦煌去研究并获得的成果,还是不够。有一些艺术家去画所谓的“敦煌印象”,我看了之后,这哪里是敦煌印象?有些就是草草几笔,说是“印象”,这是不对的。还是要扎扎实实,不应该太浮躁。我们需要更多人下定决心,在敦煌那里吃苦耐劳,好好研究、好好学习。学而问、问而学,有了真正的感受和感悟之后,再按照现实的需要去设计。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东西,我们一定要好好运用。毕竟,敦煌艺术宝库到如今也就一千多年,我们还有五千年的历史。所以方方面面都需要扎扎实实刻苦用心去研究,争取真正的感悟。

除了努力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以外,最重要的,还需要重视大自然的作用。工艺美院的老前辈雷奎元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也很深。他曾经说过,我们搞图案一定要进行花卉写生,把各种各样的花写生完了以后,根据图案的需要再进行设计。所以,临摹花卉也成了我很重要的基本功。比如这幅画,画了花以后我还加了蝴蝶,把生命的气氛表现得更生动。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用高科技的东西。而我是“科技产品盲”,既不会用短信,也不会用电脑,我画的东西都是手工的,有点儿落伍了。我认为,如果要大批量出产品的话,是需要高科技的。但是一个设计师的个人感受、设计思路,如果没有自己亲手画过或者亲自感悟,那是不行的。我听说,现在好多同学搞设计的时候主要用电脑,并没有自己事前去感受、去思考需要什么造型设计,通过电脑一拼就算完工了,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应该先有来自内心的感悟才好。

现在的我们面临着时代的变化,科技不断在发展,人们对衣食住行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怎么办?我认为,设计领域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在设计上,大小、比例、色调、尺度、功能、材料都很重要。现在有一些作品,我实在是欣赏不来,比如单纯用骷髅头作为一种装饰,我觉得它没有设计。我们的宗旨,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也是周总理过去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现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流传下来的好东西,不好好发展我们的设计,我们民族原有的那些好东西就可能慢慢衰落。

“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我这一辈子什么都经历过,酸甜苦辣、成功挫折都遇到过。但是我一直是面对现实。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弯弯曲曲,苦乐都有。今年我已89岁了,但是我还是很乐观,就像我父亲说的那句话,“生命不息,跋涉不止”,自己能做什么,就继续做什么,保持高高兴兴的心情。我觉得人生应该这样,有思想准备去奋斗,同时也要面对现实。现在党中央也提倡并且鼓励年轻人好好干,为国家、为专业一直奋斗下去,我认为,这个精神很重要。

我出生于法国,但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的很多老前辈,他们也爱我们这个祖国,要为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我们现在发展得也很快,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始终不能忘,那就是绝对不要忘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的文脉、我们的血脉,这些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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